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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1992-2005年，在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习，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业绩：在清华大学期间，主持完成国内首个示范性节能建筑“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的建设。十年累积完成国内600多幢公共建筑及政府办公建筑能源审计与节能诊断。参与“奥运科技专项”、十一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北京市重大科学技术专项”等多项重点科研项目。2008年至今，主持完成环保部示范楼节能顾问、北京市建委新办公楼节能专项、唐山秦皇岛等城市政府机构能源审计与节能改造等多个项目。

  兼任：北京市科委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我很幸运能够学以致用，我自己成长的经历和正在从事的工作，与国家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进建筑节能工作，处在一个平行而又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上升的过程中。当然，我更加希望未来节能环保行业的发展速度快于我本人和年轻一代专业方面技术人员的成长速度，形成一个更广大的产业。”唯绿建筑节能科技投资公司CEO薛志峰如是说。

  15年累计完成近600栋大楼的节能诊断和改造，主持建设了我国首个示范性绿色建筑——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编著了《公共建筑节能》、《既有建筑节能诊断与改造》、《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及应用》等多本专著，从事过房地产和建筑施工公司管理，如今又创办科技公司推动更多建筑的节能，薛志峰走过了理论-学术-实践的历程，实现了从学者到技术人员再到企业老总的华丽转身，为另外一段实践-学术-理论的理想道路蓄势待发。

  “既有建筑节约能源改造从单一解决建筑的技术问题，到解决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再到演变成为解决一个国家战略发展的问题，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也在从事这项工作10多年的过程中，对既有建筑节约能源改造的认识，从当初解决建筑实际运行问题、降低能耗，转变到既有建筑节约能源改造是综合性问题，也是一个城市当中人文生态问题，更是涉及国家发展的策略的问题。这是我进入建筑节能行业的入门阶段，培养了我的基础专业能力，对我后期的影响和帮助很大。”

  1996年，薛志峰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大四本科学生。每年暑期学校都安排学生去做楼宇的参观调研以及测试诊断。然而，令薛志峰没想到的是，从那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他就和既有建筑节约能源改造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作为既有建筑节能的实践者、亲历者，薛志峰深感“人们对既有建筑节能认识，不论是技术体系上，还是对整个城市化推进的价值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早年的既有建筑测试诊断不是为了节能，而是通常所说的专业课程实习，属于教学实践，目的很单纯，就是要进入楼内看看建筑的供配电、空调设备、照明装置等等是怎样，从而印证书本上的知识。这一时期的测试和诊断，只是解决了业主在运行管理中的一些故障，比如冷冻机频繁停机或者设备噪音等问题，是局部的问题解决，包括在对既有建筑的认识上都和节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998年以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北京市实行“煤改气”，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原来的燃煤锅炉改造为燃气，采暖费提高了几倍，业主对节省运行的成本有了非常急迫的需求。这是我接触建筑节能这个行业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高峰，期间我们完成了许多与节能相关的楼宇改进或者改造。”

  “但在2000之后，既有建筑节能开始步入平缓期。”薛志峰说，这还在于那时经济发展较快，旅业处在上升通道，酒店运营状况良好，节省运行的成本的节能需求被营收提高的收益平衡掉了。业主对节能不像之前那么急迫了。但到了2004年、2005年，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限电，让既有建筑节能从城市层面提升到了国家层面。2007年以后，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节能更是成为国家的一个发展的策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有力措施。节能从此深入人心，受到各界的重视。”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呈加速发展形态趋势，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直接表现为新建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既有建筑节约能源改造大力推进的同时，绿色建筑在我国呈蓬勃兴起之势。薛志峰认为，“这源于人们对建筑节能的认识从‘节省能源消耗’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再到‘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变化。认识的提升带动了绿色建筑或者说超低能耗建筑在我国的发展。我接触到这样的领域起源于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它与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有极大的关联性。”

  他向记者介绍，为了向世界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2001年年底北京市科委和科技部共同设立绿色奥运技术体系的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当时许多在节能领域超前的国家，向中国推荐产品技术和标准体系，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回答的问题是，外国的技术和产品是不是适合中国，是不是适合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求，能否体现中国的特色。

  “我的导师江亿院士是课题的带头人，他将这个只需要对外国技术和产品作出评价的软课题，变成了盖一个示范楼的硬课题。在拿着300万的课题经费作为启动资金去找开发商合作建楼无果的情况下，清华大学提供了现在超低能耗楼所在的地块，我们找了近100个企业做捐赠，基本要求是捐赠材料要达到很高的节约能源的效果。2002年前后，大家对绿色建筑基本处于迷茫状态，一个3000平米的楼盖了两年半。”回忆当初，薛志峰颇显无奈。

  然而，大楼的盖盖停停却让薛志峰“大有收获”，他说：“我当时停下博士论文研究，天天去工地当工头，让工人师傅给我讲解产品和技术，以及如何安装，这相当于把整个大楼做了解剖。”正是这样一个不被其他同学看好的课题，更不可能形成理论的项目，让薛志峰把自己的知识结构由暖通空调扩展到了建筑的结构形体、给排水、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建筑物理等一系列的建筑技术领域。

  薛志峰表示，从清华超低能耗楼集成到现在，中国示范性建筑乃至绿色建筑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中美合作的科技部示范楼、中意合作的环保部示范楼以及上海、天津、深圳、重庆等一些各具地方特色的示范性建筑。不过，这些只是对清华示范楼采用的技术体系做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记者提出该楼做到了最佳技术的组合，但成本比较高，缺乏普遍推广性这一问题，薛志峰并不回避。他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个项目建成后，我每次接待完参观者，都要强调，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建筑，实际上这更应该是一个实验台，技术的展示台，部件的分析台。示范楼成本的概念通常较弱，它们是让中国的业主，通过设计师们，了解有多少种可用的新技术，但在应用中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的需求来选择。”

  2005年，为了从企业的角度认识、体验绿色建筑的发展，薛志峰进入一家以科技地产著称的企业负责项目的设计管理和工程管理。这段经历让他感到，正是像当代、锋尚等有尝试勇气和愿望的企业，带动了中国科技在建筑领域的提升速度，带动了行业的进步和发展。他表示，在绿色建筑的发展上，无论是清华示范楼，还是其它一些超低能耗楼，尽管有瑕疵，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们的推动作用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意义。

  此外，他还谈到，国家在绿色建筑方面的支持力度，尤其是2004年以后，更高的节能标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补贴、合同能源管理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对行业发展直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感到，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遇到了特别好的时代，我们的成长跟行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在同步进行。”就评价标准，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我们的祖国的评估标准，强调量化和全过程，更适于本国的绿色建筑。而国外一些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在商业推广较成熟，和产业配套程度高，某些方面能借鉴其长处，比如奖项的称谓和设立等。

  如今，身为唯绿科技的总经理，薛志峰每天非常忙碌，但他依然游刃有余。他说：“这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曾经在清华大学做过4年多的科研秘书，另外在中国另外一所最著名的大学——北大读过MBA，相对系统性地完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些都对我现在做企业管理帮助很大。”

  谈起唯绿，他很自豪，而且认为这将让他的经历、技术观有很大的延续和发展。因为“这个公司是全架构的企业，我们不仅有一个很强的技术团队、设计团队和项目实施团队，而且有实力很强的资本方和良好的社会关系。我们坚持全系统、全过程、全行业的观念，无论做企业、做项目，都强调用数据说话、延长产业链，换位思考。我们深知，建筑节能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学科的发展、市场的驱动、国家的扶持、政策的力度、业主的认识，包括媒体的宣传，国际化的视野，要建立全产业链，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他向记者讲述了建筑节能产业链建设中学科调整给他带来的变化。1992年，作为当地的佼佼者，带着对学科的不解和迷惑，薛志峰考上了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专业是供热供燃气及空气调节。他向记者介绍，热能工程系里有几个分支，一个是主要研究热源，如锅炉；一个是主要研究发电，如燃气轮机；还有基础研究，如热工等等；此外就是他所在的空调专业。

  “从中不难发现，我所在的学科或者说专业，主要偏于采暖，都跟热有关系，并且跟机械类的东西有关系。1999年，国家对大学的学科作了调整。其中，空调专业从热能工程系调整到建筑系。”在他看来，这次学科的调整更应该归结为我国城市化的需求使然，学科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相呼应。

  他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中出现了慢慢的变多形态复杂、功能复杂的建筑，包括舒适性要求更高的建筑。建筑面临的问题，也从单纯解决采暖，逐步上升到解决诸如建筑采光、声学、通风，包括建筑能源的供应以及建筑对于一个区域乃至城市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等等更广泛的问题。这样一个学科的调整，把采暖、通风、空调和建筑的声学、照明、智能化、城市能源规划做了院系合并。建筑技术也因此与建筑艺术成为建筑学院的两大专业体系。因此，薛志峰本科拿的是热能供暖学士学位，硕士读到一半后，从热能工程系转到了建筑系，硕士、博士学位拿的都是清华建筑学院的毕业证书。“这是我当初进入清华大学所没有想到的。”

  他表示：“这其实就是城市化发展带来的需求变化。这一变化在带来学科调整的同时，直接地改变了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技术人员从事的技术领域，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够幸运地学以致用，投入到国家快速地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