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900宝钢下马风波 [08]宝钢再上马

  [01]头号工程波澜涌； [02]职工围堵指挥部； [03]骚动； [04]桩基位移；[05]爱国还是卖国； [06]经济效益之疑； [07]桩基位移矛盾化解； [08]宝钢再上马

  198009全国人大会议质询，国内外與论对建设宝钢出现了强烈的反应和尖锐激烈的批评，特别是9月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进行质询，使这种反应和批评达到了高潮。当时，国民经济正做调整，为了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停建和缓建一大批重点工程，宝钢自然是首当其冲。

  大约在1980年10月初的省长会议上，务院决定对宝钢工程实行“一期停缓、两板退货、二期不谈”的方针，并且要求宝钢在合同款这项决定时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根据当时的财政困难状况，国家忍痛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消息传出后，外商为之哗然，国内也从每个方面对宝钢进行冲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施工队伍也纷纷接到束装待回的通知，引起整个宝钢工地上10万人（包括家属）的思想动。原来大家都的怀四化梦想奔向宝钢，以为宝钢为钢铁工业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现在这美好的心愿却将成为泡影，甚至有可能在荒凉的长江口岸虚度年华．....，面对这样严峻的抉择，人们当然不可能不引起震动。

  不久，我们便正式接到了国务院的决定，传闻成为事实，困难的工作局面也随之而来。

  “二期不谈”比较容易处理，无非是不谈不议就是了。“两板退货”虽然比较棘手，但这是由外贸部门直接处理的，无须宝钢指挥部与外商直接周旋，“眼不见，心不烦”。不过，宝钢指挥部认为若把“两板”退货，整个宝钢也就没有建设的价值了；一旦需要，又要重启，再从国外引进……。因此，马成德以个人名义具文向上申诉，力陈退货利弊，请中央和国务院考虑。

  马成德，1937年参加革命的北大学子，经历革命战争的洗礼……；建国后，历任鞍钢轧钢部党委书记、一炼钢厂和二炼钢厂厂长，鞍钢总炼钢师，冶金工业部钢铁生产技术司副司长、司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时任宝钢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党委副书记。

  最麻烦而又最难处理的是“一期停缓”。因为包括引进的费用在内，当时已经花掉100多亿元，整个工程已进入安装厂房阶段，尤其是已经从国外运到或即将运到的近40万吨设备，在潮湿多雨、海水多盐的长江口，连一般的结构锻铸设备部不易保管，更何况那些属于大脑和心脏的计算机、仪器、仪表和供电器材等，有的还需要恒温、恒湿的保管条件。而长期保管这些设备所需的环境和保管技术，就是在国外也缺乏经验。如果由于保管不善造成上百亿元的进口设备损坏、报废，其问题的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面对这样一项困难任务，指挥部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取以下五项基本措施；

  第一，抓紧厂房施工，以厂房代仓库。（避免新建仓库，因为新建还要设计、设备、材料，选址、征地……一系列程序。

  正是由于指挥部提出并且坚定地执行了这五项措施，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稳定了我们二队的人心，要不然，前沿基层队伍还真不好带。这五项原则性的措施，无论在当时或现在历史的回顾，都不失为优选方案。

  当然，在国家未作正式批复之前，人们并没有完全解除思想上的疑虑，甚至对上述做法发出许多议论和批评。指挥部的决心没有因为有议论和批评而动摇，也不更改措施，思想上作了承担一切压力甚至难以处理的后果的准备。与此同时，为了长期保管好大量设备，认真研究探索了改善保管环境条件和保管技术上的许多难题。

  1981年初，谷牧同志来宝钢视察，表示同意指挥部的各项部署，指示我们要谨慎保管设备，维护好秩序，防止损坏和丢失等不测事件的发生。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谷牧、方毅、等同志以及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唐克部长和马成德副部长到会。因为在此之前，国家计委曾在宝钢现场开过一次宝钢问题论证会，有许多社会名流和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家参加，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活泼。所以在这次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国家计委的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了宝钢论证会的情况。然后由冶金部马成德副部长作简短发言。

  总理问道，节省10个亿，100多亿付之东流；多花10个亿，救活100多亿，是这样一笔帐吗？

  马成德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如果工作做得好些，可能不要25亿，我们决心再节约2亿元。

  这时，计委负责同志好心地提醒马成德说：先别拍胸脯，要慎重啊！我们建国以来的所有建设工程都是不断地追加投资的，宝钢不变成无底洞就好了。计委负责同志讲的情况当然是30多年来的事实，但宝钢能否例外？人们所担心的正是这个“无底洞”。

  1981年夏，、等领导同志相继视察宝钢，宝钢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马成德陪同并作汇报。.两位领导同志都肯定了宝钢的工作安排，特别强调了保护好设备，并嘱咐我们耐心等待国家后续决定的下达。

  宝钢建设者们，把“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损失最小”的要求，尽全力落实到实处。

  令人感奋的是，当宝钢建设处于困境时，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相继来宝钢视察案工作，了解情况，安抚人心，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当时，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多次来宝钢做思想工作，给了宝钢建设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宝钢工程停缓建期间，曾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即在抢建一些重要厂房，以便及时将国外运来的高精尖设备安装起来来维护时，猛地发现这些厂房的密闭性能很强的金属门窗被莫名其妙地退货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市委的大力协助下，马上重新组织订货，经过近半年时间才将这批必不可少的金属门窗拿到手。联想到如果当时宝钢指挥部哪怕是在像这样不大的问题上走错一小步，也可能给国家造成极严重的损失，进而影响后来续建的进行。

  1981年秋，当国务院决定宝钢续建的通知下达时，人们都感到欣慰，积极投入工作，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施工建设，实施投资包干责任制和加紧进行生产准备，使宝钢的续建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关于宝钢一期工程的工期，原来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的计划是很不实际的，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过当时不便于对此进行讨论。在工程续建决定之后，按照实际可能，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了研究，上报国务院1984年建成、1985年投产的方案、并被采纳。

  总之，宝钢工程停建问题上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当时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正确的。不难设想，如果当时指挥部粗心大意，走错了步子，那么国务院指示的“损失最小”的要求，就没办法实现。这是宝钢后来顺利建成投产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在决定宝钢工程下马的当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和改革，会如此迅速地好转，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会如此迅速地改善，出现蒸蒸日上的建国以来少有的大好形势和崭新局面。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具体条件。在宝钢工程下马问题上，不能忘记1978年当时的形势。那时候，经过十年浩劫，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财政收入入不敷出，整个国家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在那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加速调整国民经济，以摆脱经济崩溃的危险，决定停缓建包括宝钢在内的一大批工程建设项目，无疑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马成德关于宝钢工程停缓建阶段的回忆》《冶金史回忆》等文献。

  朴实的文字记录老百姓自己真实经历的故事。 生活用心灵体验，或许凡俗但真实，或许平庸但诚挚。